北京3月的风不好惹，沙粒夹杂其中，直直冲进蒋和国眼中。已是下午六点，旅社亮起的红灯笼随风舞动，独是墙上斗大的“国营”二字兀自不动。

  近三年来，蒋和国住旅馆比自己家还要多，到哪儿都能寻得既干净又省钱的旅馆。

  见过蒋和国的人，都会对这个湖南小个子印象非常深刻：脾气执拗、语速快，容易激动，虽文化不高却透着一股精明劲儿。

  他曾经很风光。彼时，他的企业具有一座办公楼、一套四合院、6座厂房和70多名员工。

  2008年4月27日，永州冷水滩区湖南地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门口张灯结彩，包括兰州理工大学副校长夏天东在内的众多政、商、学界的嘉宾，参加了该公司盛大的生产线投产仪式。

  女儿蒋洁记得，父亲那天显得很兴奋，不停地和请来的客人寒暄。那一天，蒋和国似乎看见丰厚的投资回报已经在向他招手。

  这条由该校科技处供稿的消息，仍会让人感受到各方当时的心气儿：“该生产线采用我校石油化工学院王青宁教授、俞树荣教授、张飞龙老师等最新研制、具有国际水准的工艺技术，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第一期生产线投入生产后，可完成工业总产值7200余万元，实现利税3100万元。公司建设的3000吨/年APG（烷基糖苷）生产线，是国内唯一一家以红薯淀粉为原料生产APG产品的企业，这项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008年9月28日，地源公司第一封“告知书”寄往兰州理工大学。10月4日，寄出“加急函”。11月4日，另一封“告急书”寄出。

  情况有变。蒋和国说，从当年8月下旬，他就组建起一个30多人的经营销售团队，将6个批次的产品向遍布全国的100多家公司寄出。后来的事情，让公司销售经理蒋小红很是着急和尴尬：用户们纷纷反映产品变色、分层、有悬浮物，没有APG产品应有的作用。

  蒋和国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将产出的样品于9、10月间送往湖南师范大学检测，发现不合格。于是，他一边向兰州理工发出告急书，一边向业内其他专家咨询。结果却是：“使用淀粉直接生产APG工业化基本不可实现”。

  一面生产不出合格产品，一面还要支出原料钱、水电费用、工人工资和各种贷款利息蒋和国没钱了，行将“破产”。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柳公的一篇《捕蛇者说》曾让永州为外人所识。

  就在这湖南省永州，蒋和国曾经营着一家特种养猪场。虽然听起来不算讲究且又有污染，但养殖场却收入可观，每年可获利200万元。2004年，考虑到养猪场在市区扰民，又“想给儿女留下点一生可做的事业”，他决定转型。

  在当年8月的深圳高交会上，蒋和国发现兰州理工大学有一个泥浆泵项目招商，他很感兴趣。从深圳回湖南后，他便给学校科技处去了电话，后又亲自去了一趟兰州。

  当时学校科技处副处长李春雷接待了他，同时告诉蒋和国，泥浆泵项目他做起来没什么优势。“老蒋很有合作诚意，又与我夫人同为湖南人，确实想帮帮他，找个好项目。”李春雷后来说。

  一个多月后，李春雷致电蒋和国：该校石化学院有一个用马铃薯制备APG的项目，已在实验室取得成功，并已申请专利。这项技术用红薯淀粉应该也一样能生产，而原料红薯在湖南则不愁。

  蒋和国后来回忆，他第二次去兰州就见到了课题组负责人王青宁副教授，并听王讲，APG是一种新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可用于高端清洗剂的添加，并且无毒不污染自然环境。王青宁同时还介绍了整个研发过程。听了这些，蒋和国觉得用淀粉为原料直接制备APG成本低、性能优、生态效果好，符合国家产业方向，应该是个好项目。

  2005年1月23日，蒋和国以永州国鸿养殖场的名义和兰州理工大学签订了红薯制备APG的工艺开发合同。同年8月，受蒋和国委托，兰州理工大学出具了年产4000吨APG生产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未来市场发展的潜力可观，而其中的核心技术正是来源于王青宁课题组。

  不过，蒋和国对合同的付款却来得晚了一些。直到2005年10月31日，他才将第一份合同的应付款10万元结清。

  2005年9月23日，蒋和国以成立不久的“地源公司”和兰州理工大学签订了第二份技术开发合同，进行工业化试验开发研究，由蒋和国付研发费用10万。

  按照王青宁的说法，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课题组于兰州七里河区宏祥化工厂，在500kg的反应釜（容器）中，“利用蒋和国付的钱”，进行了9釜100kg~300kg的中试。试验获得成功，产品性能合格。

  2006年3月25日上午九时，湖南省科技厅老干部活动中心4层会议室，一场湖南省科技厅组织的鉴定会刚刚开始。

  那天，来自湖南、甘肃两地的专家们，针对地源公司和兰州理工大学合作的“红薯制APG的中试技术开发项目”进行评审鉴定。专家们依次评审由兰州理工大学提供的研究工作总结、经济效益分析、技术探讨研究及样品质量分析报告。

  兰州理工大学提供的报告中如此描述：其产品（在宏翔化工厂中试）经分析与试验室产品性能完全吻合，从产品稳定性能上看要好于试验室产品。一些性能与Henkel（国际知名厂商）公司相一致。装置投产后可达到年产1000吨APG的目标，产值达1800万元，创利382万元。

  专家们最后一致得出意见，“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议尽快实施产业化，并逐步加强应用研究”。

  忆及当时，蒋和国说当时他的心彻底踏实了，“有知名大学的研究报告，有权威部门组织的权威专家的鉴定，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在鉴定会之后，王青宁回忆，他和蒋和国等一起参加了一些与APG有关的学术会议，并进行了市场调研。

  蒋和国对此并不否认，只是一直强调自己投资的信心来自王青宁不断的说服，“她不断向我说她的产品和工艺多好多好，要求我下决心投资。”

  受到鼓舞的蒋和国此时信心爆棚，逐渐开始大铺摊子。他从政府那里花300万左右购得85亩工业用地。并开始拆除自己的养猪场，除了用尽自己的积蓄，还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花巨资盖办公楼、宿舍和厂房。

  除了基础设施，蒋和国开始争取国家投资。在未通知兰州理工大学情况下，地源公司从科技部成功申请到70万元的农业成果转化基金，最终通过验收。

  2007年2月的最后一天，双方的第三份合同：年产1000吨APG的产业化技术开发合同签订。合同规定，地源公司独享合同新技术的免费使用权，地源公司和兰州理工大学各享50%的专利利益分配，利用开发经费购置的与研究工作相关的设施，如设备、器材、资料等归兰州理工大学所有。

  鉴于没有设计资质，兰州理工大学还与山西医药规划设计院签订了1000吨APG生产线的设计合同，由地源公司付费。之后，地源公司又委托兰州理工大学采购设备和技术服务。2007年10月，蒋和国交付兰州理工大学委托设备采购费10万元。

  双方合作按照既定步骤发展，如果没再次出现后来的纠纷，似乎谁都不会再提起涉及投资的细节。

  王青宁就坚决反对蒋和国的“诱导投资”论。她说，自己是科研人员，完全是蒋和国寻找自我要求合作的。自己只是带蒋参加了一些会议而已。不存在对蒋和国的技术“忽悠”。

  2008年10月，蒋和国看着卖不出去的不合格产品，对淀粉制备APG产品彻底没底了，于是不再信任王青宁。一封封书信飞向兰州校方，要求学校尽快协助处理问题。他回忆道，王青宁当时说自己尽力了，做不出来了，让其另请高明。

  在解决纠纷过程中，他把和兰州理工大学校长王晓明的一次谈话做了录音。王晓明在录音中说，“（王青宁课题组）最后做出来的等级也不够，这个学校是承认的，否则你的产品早生产了现在学校也承认，按照淀粉来做的话，这个工艺可能是做不出来的（淀粉制备APG）现在国内没做出来的，还不是一个组织生产的问题，在实验室做的话，也是有难度的”

  兰州理工大学也有自己的说法。他们都以为，王晓明校长并不是淀粉制APG的专家，他的描述并不权威。另外，王青宁同样感觉自己很冤枉。

  她认为，首先试产的产品委托中国日化研究院检测，不仅样品合格，之后还形成了已发表的科研论文（《精细化工》，26卷第9期）；其次，根据第三份合同约定，优化、完善设备和生产的基本工艺的最后期限是2009年12月底，蒋和国却在2008年暑假后就不让自己去湖南继续试产了；不仅如此，蒋和国擅自请郑州轻工业学院的人改造生产线，致使生产无法继续。

  “事实上，自开始，我从蒋和国那里一共就拿了20万的研究经费”王青宁回答得很郑重。

  2007年底，王青宁课题组11人就开始在地源公司试产。其中，王青宁的丈夫叶启智（另一科研单位研究人员）也去参加了，有证据说明他协助地源公司购买了原材料等物品。

  蒋和国说，2008年春节前王青宁告诉我产品搞出来了，试产很成功，于是就先回兰州过年了。过完春节，王青宁没有再来，试产的生产工作由她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当时地源公司的副总经理康文术负责。

  2008年4月10日，蒋和国将课题组试产样品交给湖南省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检测，结果显示，除表面张力外，其他性能均合格。

  蒋和国后来回忆，典礼后直到7月份，试产产品都无法达到上市销售的要求。无奈之下致电王青宁，王青宁答应暑假期间来永州指导生产。

  一份2008年7月2日地源公司的会议纪要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蒋和国说，由于产品存在封层，有絮状物，颜色不稳定，PH值偏碱性，通透性不好，产品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过高等问题，极度影响了销售和生产俞树荣院长（时任石化学院院长、后为副校长）强调说，湖南地源公司不成功，办垮了，将严重影响兰州理工大学形象要求王青宁教授（升职为教授）、张飞龙老师这次来要把产品做合格了再回学校王青宁教授说，研究淀粉表面活性剂我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绝不放弃，我有信心一定要把它搞成功，请蒋总放心”

  “在接收试产两个月后，王青宁称产出合格产品了，并返回了兰州。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产品性能仍不能被用户接受。”蒋和国如是说。

  而王青宁则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称样品是“当着蒋和国的面封的，并由蒋寄回兰州的”。

  生产停滞，双方各执一词。未解决矛盾，地源公司和兰州理工大学多次坐下来商讨方案。

  他不断向校方和甘肃、湖南两地政府反映问题；兰州理工大学领导也赴永州，商谈解决之道。

  2009年10月28日，在实地查看、核实后，兰州理工大学出具了正式意见，认为各种鉴别判定的结果表明成功合成产品。如果地源公司愿意维持合作，校方愿意对中试生产线在现有基础上来优化组合、完善，并尝试开发其他适销对路的下游产品等。

  时间走到2010年4月22日。这天，双方终于签署了一份协议，尝试完全解决问题。

  协议规定，兰州理工大学为地源公司投资100万元，借款50万元，促进APG及下游复配产品的研发。协议规定，此前双方所签的几份合同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双方今后不得依据此前合同以任何方式主张任何权利。

  拉锯战持续了两年多。“也有人劝我，赶快把企业想办法盘活，耗着解决不了问题。可事情不解决，我什么都干不进去。”蒋和国说，老母亲去世，他都在兰州而没去见最后一面。

  2011年3月，兰州理工大学副校长芮执元一行再赴永州协调此事。会议达成共识：双方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化推进进程过快，没注意按照科技成果转化的客观规律办事。双方要么继续寻求解决之道，要么各自认定、承担对应的责任。

  2011年4月21日，地源公司将兰州理工大学告上法庭，要求法庭撤销双方于2010年4月22日签订的协议，并要求对方赔偿自己2528万多元的投资损失。考虑到知识产权案件的重要性和涉及的金额，一审法院即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兰州理工大学提起了反诉。他们都以为，学校与地源公司签订多份技术开发合同后，经过努力，开发出了相应的甘薯淀粉制备APG的产品，成果经过湖南省科技厅鉴定。

  并且，学校分别于2009年9月2日、12月21日、2011年4月1日委托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送检样品检测，结果均为合格。另外，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做了“合同尚未履行的部分不予履行”的约定。

  既然兰州理工大学手握多项权威机构的“产品合格的检测报告”；并且已经签订了新的协议，放弃了之前的合同，看上去蒋和国胜算并不大。

  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蒋和国竟激动地有些语无伦次。原来，在咨询业内专家APG生产的基本工艺之时，他有了发现。

  当蒋和国拿着在湖南省科技厅备案的鉴定报告给某专家看时发现，其中的“分析检测报告（兰地化测字D11第002号）”的结论称，样品中含有“十二烷基单糖苷、十二烷基二糖苷”（均为APG的基本功能成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所附原始谱图中并不能说明含这两种成分。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的马女士还记得，2011年7月的一天，蒋和国和一位警察到来，希望能对该谱图进行仔细的检测。后经工作人员对这份存档的“原始实验质谱图谱”分析表明，其中不含上述两种成分。

  湖南师范大学的李添宝博士则是蒋和国找到的另一位愿意出具相关检测报告的人。不过，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法律麻烦，他还是让蒋和国写下了“不用于法律途径”的保证。

  李添宝同样认为，原图谱中产品气相色谱图、红外光谱图所表示结果可信度不高，并不能证明中试产品中含有十二烷基糖苷等目标成分。

  他说，签署协议的前提，是兰州理工大学提供了合格的中试工艺和被认可的技术。如果存在技术欺诈行为，那么这份协议就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协议是我走投无路之下签订的”。

  他还联想到，从中试鉴定到后来自己和兰州理工大学对产品的多次送样，样品都由王青宁课题组制备，“到底是淀粉制备的，还是葡萄糖制备的，我也不懂，工人们都不知道”。

  对于蒋和国的质疑，王青宁的回答与兰州理工大学的说法一致。她相信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直到现在，也对我的产品还是有信心”。兰州理工大学更是提供了一份由蒋和国亲自送样的检测报告。

  而当他找到另一位专家----中科院广州化学有限公司陈姓研究人员时，蒋和国有了新想法。这位专家告诉蒋和国，虽然质谱图谱具有标准数据库，但是只依据质谱图谱来作鉴定，并不具备严格的法律效力。

  于是，蒋和国向法庭提出了重新鉴定中试成果的申请，希望能在监督之下重新获得双方认可的监测数据。

  不过，一审法院甘肃省高院并未支持蒋和国提出重新鉴定的请求。法庭采信了湖南科技厅的鉴定报告和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结果，并认为，重新鉴定兰州理工大学“红薯淀粉制备APG技术”与该案讼争的事实（撤销签订的协议）缺乏必然联系。

  他很后悔当初孤注一掷的冲动，“不懂技术，太相信别人了。还借了很多债上这一个项目，要是投资时冷静点，早点找一个第三方的权威专家咨询就好了。”

  直到蒋和国发现“中试检验判定的结论”存在问题时，一位业内权威研究者的话让他更坚信自己“上当”的判断。

  这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说，国内外都没有工业化淀粉直接制备APG的成功案例，“谁都知道淀粉成本低，外国人不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就目前来说，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可能还不够。”

  陷入纠纷的蒋和国也查阅了不少资料，他发现，兰州理工大学在这方面并非强项，“原来做工艺开发这么难”，并不是自己想得那么简单。目前，成熟技术都是以葡萄糖为原料合成APG的。做APG的“国家队”中国日化研究院在八五就开始搞攻关，直到十一五才完成3000吨/年的葡萄糖制APG工业试验。

  蒋和国回忆了王青宁课题组对APG的研发过程，做石油化学工业出身，2003年左右开始和鸿卉合作淀粉制APG，2005年开始红薯制备APG的实验室研究；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在宏祥化工厂做了9釜的100kg中试；2007年12月到2008年2月、2008年7月到9月在永州进行了1000k业化中试

  对于蒋和国这个陷入困境的合作者，兰州理工大学副校长芮执元也表示了同情，同时也认为其不懂科研成果转化的规律，“双方签的是技术开发合同”。

  兰州理工大学法律顾问贾军谈到，当时蒋和国背着校方独自申请经费，合同付款并不积极；遇到难题，提前一年多终止课题组的实验，就让学校介入解决；到处、吵闹，甚至到学校扬言做不冷静之事；没签合同就大兴土木，最后把损失算在校方头上；自称自己改动了设备，后来又推翻自己的说法，学校给予的150万元投入并未用于复配研发（用于拖欠工人工资，银行利息等）

  “学校作为合同签订的主体，是不是应该对科研成果把把关？看看研究成果符合不符合科学规律？要是早这样做，双方都不这么被动了。既然是技术开发而不是成果转化，为什么兰州理工大学夏天东副校长在生产线建成典礼讲话中称，APG生产线正式投产暨产品研究开发中心的成立是兰州理工大学与企业对接互赢，实现学校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典范。”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质疑。

  “我们一共拿到了20万（蒋付30万，其中10万委托采购设备在永州）的科研经费，却已经为地源公司付出了150万。你说冤不冤。”该校一位工作人员称。校长王晓明也曾告诉蒋和国，学校很多人对于“投资100万借款50万”很有意见，认为就没有必要。

  “我也是被逼的，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现在厂房、土地都在银行抵押了，回家就被私人债主追着打骂，连小儿子的学费都交不出来”蒋和国一谈这些，就变得特别激动，容不得别人插线年三月份，他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决定对湖南省科技厅提起行政复议，请求重新鉴定那份中试结果，要翻案。201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蒋和国的上诉。

  在北京办完事，蒋和国坐火车直接去了兰州，因为他偶然看到网上2010年6月的一则新闻，引起他极大不安。

  消息称，“兰州鸿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兰州理工大学研发的以淀粉为原料制备APG的方法在国际上属于首创,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该公司APG生产基地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二十里铺工业园区,总建筑面积25155平方米,总占地面积38414平方米,年生产3000吨APG的生产线万元,建设期为两年”